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些我对中国社会秩序重建的看法。

　　这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中国各地考察和研究，看到和发现很多中国的社会问题。目前中国社会出现那么多的问题，这是正常的现象。我是从海外的角度看一些中国问题。从国际经验来看，今天中国社会失去秩序并不难理解。大多西方社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也经历过类似的社会现象。我跟西方学者交流的时候他们老是批评中国问题，我说如果西方社会发展一直很平稳的话，我们今天看不到马克思、狄更斯、雨果描写西方社会市场经济发展中这么大的问题。西方欧美国家在社会转型时期面临的危机远远比当代中国更严峻，长时间大规模的工人阶级运动就是一个例子。

　　我们从横向比较看中国，把中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比较，忘记了社会发展的历史性，既不科学也不公平。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的稳定社会秩序都是通过改革建立的，不管中国社会与其他社会有什么不同，中国必然要走通过改革重建社会秩序的道路。在此，我主要谈到几点想法。   

　　首先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需要一个坚实的经济基础。目前中国失衡的经济结构就是致使中国社会失序的经济原因。中国到底现在是什么样的经济结构呢？我跟吴敬琏先生探讨过两次，他将中国市场经济形容为权贵资本主义。而我觉得并不全面精确，我认为目前中国市场经济存在三种类型：市场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

　　市场资本主义存在于经济低端，规模不大，主要是交易市场和民间网络市场。市场资本主义于80年代开始发展，至90年代朱镕基总理的抓大放小时期开始迅速的发展，政府对这个市场并没有实质性的支持，例如法律、财政、金融的支持。在缺乏支持的情况下，这个市场注定受到很多的限制，比如说地域限制。没有法制支持就很难建立信誉，使得这个市场不能发育、发展成全国的市场。又如，目前我国的金融领域的经济活动，私人的经济活动一旦面临着国家垄断领域就会发生很大的经济风险甚至是生命风险，比如说浙江的吴英事件。

　　比较而言，国家资本主义和权贵资本主义的大力扩张，在东亚很多经济体、企业的发展是国家大力支持并且依附于国家政策的条件发展的，这就是吴敬琏说的权贵资本主义的来源。中国也是一样，在这个领域，许多民营企业也是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发展起来的，这些企业是从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或是中国式私有化演变而来，高度依赖和政府的关系。这个领域的企业的规模往往比市场资本主义领域大得多，国家也不允许他们完全独立，但会想方设法的控制他们，保证他们不会对国家构成任何形式的威胁。

　　权贵资本主义近年来越来越盛，在民营企业比较发达的地区，一些民营企业开始紧密依附央企，并且和央企形成了各种形式的联盟。这些民营企业在得到政治保护同时，也可以分享一些政策、权力方面的好处。从央企而言，可以保证这些民营企业不会对国家构成威胁。从短期来看，这是双赢的合作，从长远看，我认为是双输的游戏。

　　发展到下一时期便是国家资本主义。90年代的抓大放小政策使得重建计划经济下的国有企业很快摆脱了困境。目前中国的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从规模上已经位于世界前列，但这并不表明央企实力的强大。前国资委主任李荣融说：“中国国企大而不强，我们有500大，但是没有500强。”中国国家资本主义在很短的时间里便达到了“国富”的状态。中国政府在财力上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但是民弱。而国家资本主义的特点恰恰是国家或国家的代理人通过各种机制，包括政治、行政、市场等等机制，有效的把财富从民转移到国。从长远来看，民弱必定导致国弱。

　　怎么办？中国要实现上面三种资本主义的平衡，就是市场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要平衡。就国家资本主义来说，现在争论政策思路有两条，一是自由主义的思路即全盘私有化，第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的思路，就是对国有企业进行分红。我个人觉得这两种思路都不是很对很科学。

　　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在西方国家，经济自由主义一直提倡私有化的，因为他们把私有化视为最重要的经济发展要素。当然我这里不讨论这个理论的得失，但我认为全盘私有化并不是中国的选择。有几个因素使得中国国家资本主义有理由继续存在下去。第一，全盘私有化没有政治可行性。中国的国有企业已经达到与美国的华尔街一样，大到过大而不能倒的程度，也就是说全盘私有化的思路过于理想化，并不具备操作性。如果一定要用政治跟行政手段强制推动私有化，从中国的政治权力格局和经济结构来看，中国会成为叶利钦时代的俄国，也就是说会形成寡头经济的局面。寡头经济结构既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也不利于社会的发展。第二，当前的国际经济格局和国际经济形势的要求。目前中国总体上仍旧处于发展中国家水平，国家仍然需要继续提高国有中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的竞争地位，扮演重要角色。第三，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起到作用。实际上国有企业并不是毛泽东时代的产物，中国从汉朝冶铁以来已经对国有企业有很多的认识，国有企业要在一些关键时期起到领导作用。比如说，国防、经济设施建设、应对危机，等等。

　　对国有企业进行分红的思路我也反对，因为分红的思路允许国企继续扩张，而分红的思路根本无法改变中国现在经济失衡的格局。如果国有企业继续扩张，便会导致民营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全面解体，这是很危险的事情。

　　对国有企业怎么办？我想到了80年代陈云同志提出“鸟笼经济”的看法，朱镕基同志的“抓大放小”政策也是根据这个思路得来的，即对国家具有重要战略性的领域实行国有企业，其他的一些竞争性、半竞争性的领域让位于民营企业。我认为，对于国营企业实行“鸟笼经济”，就是要对国营企业设定一些边界，不要让它无限的扩张，这是非常重要的。 

　　实施“鸟笼经济”以后，首先要对国有企业引入竞争机制。同时因为中国很大，在某一些领域可以允许很多国有企业的存在，国有企业之间也是可以竞争的，像新加坡的国有企业也是可以竞争的。最主要的就是要对国有企业的治理模式改革。这一点实际上中国早就开始学新加坡，但是我认为中国只是学了一个框架，没有学到它的精神。中国的国有企业治理很不好，尤其是中国国有企业内部私有化非常严重。我觉得世界上找不到中国的国有企业，因为现在的中国国有企业是国有企业管理者的企业，你赚钱了他可以自己分，亏本了向政府要钱，哪有这样的好事情？第二，国家要大力扶持大规模的民营企业。中国政府将大量的资金资源投入国有企业，而在某种程度上限制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因为西方现在营造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使得目前国有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发展困难重重。这方面可以借鉴日本、韩国的成功经验。日本和韩国推行了战略性资本主义，也就是我们称之为权贵资本主义。国家从各个方面大力支持发展大型民营企业，辅助大型民营企业快速成长，增强其国际竞争力。日本和韩国的企业具有强大的国际竞争力，与其政府的支持力度密不可分。第三，积极推进发展市场资本主义。市场资本主义是今天中国中小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一个国家解决好初次分配最有效的机制。中小企业不仅可以承担大量的就业，同时中小企业发达的国家收入分配也相对的平等和公平。除此之外，中小企业的发展还会为市场带来很多好处，例如欧美国家很多创新产品都是由中小企业研发、制造的。

　　社会阶层要做到经济领域跟社会领域之间的平衡，在实际政策上很难表现出来。西方国家早期出现过这种切断，经济发展快速，社会建设相对滞后。工人阶级运动兴起之后，统治阶级面临挑战，西方各国政府转向社会改革并且努力建设社会制度，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公共住房等。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较，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政府在其社会制度建设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而避免了大规模的社会动荡，不仅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还为社会和平的民主化改革打下了社会基础。

　　很多年来，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严重不平衡，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各级政府GDP主义横行，以GDP为标准的经济增长被赋予最高的政策重要性。目前中国仍然面临基本经济建设投资过度，而社会投资严重不足。比如说，欧洲因为福利国家的存在，政府大量的投资倒向社会领域的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公共住房。中国大量的投资都在经济领域如大桥、高速公路、铁路、码头等等。其实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早期这些投资非常重要，没有对基础设施的投入，经济很难得到发展。但问题在于，近年来这些领域已经投资过度，桥梁拆了又造，造了又拆，GDP是有了，不仅造成巨大的浪费，对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毫无好处。

　　在GDP主义的指导下，中国的早期改革者错误的把经济政策运用到社会领域，就是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不分，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不分。任何国家如果大家看一下，如果医院、教育、房地产等具有高度社会性的领域成为支柱产业，那么这个国家肯定不会稳定。

　　应当说，这些社会领域不应当进入经济政策，并不是说一定要排斥市场经济，很多国家市场机制也被应用到这些社会领域，主要原因是为了避免这些公共领域的过渡官僚化，提高政府提供社会服务的效率。公共部门的市场机制跟经济领域的市场机制应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必须加以分清楚，我们要进行社会制度建设，我国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公共住房等等方面的制度仍有待于建设。

　　首先，中国社会制度建设需要一个内需社会。中国的开放政策造就了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出口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08年的金融危机表明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高度依赖，这种依赖关系已经对中国经济产生负面的影响。这些年来，中国一直面临西方的压力，无论是出口还是进口。鉴于中国的规模，中国消费什么、生产什么都会对世界经济带来很多的影响。这些年中国主要的出口市场西方开始盛行贸易保护主义，尽管中国不喜欢，但是远远超出了中国控制的范围。所以很荒唐的，从前总是最发达的国家提倡贸易自由，发展中国家搞贸易保护主义，现在倒过来了，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但是已经是一个强有力的提倡贸易自由主义的国家，而西方开始进行贸易保护主义，导致中国的经济发展很难持续。

　　其次，中国需要建设消费社会，依靠内部的消费动力达到可持续发展。而消费社会的建设是需要以完善社会制度为前提的。西方之所以能够成为消费社会，不仅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更得益于通过社会改革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在中国，消费社会没有能够建立起来，早期的原因是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社会的消费水平较低，目前主要的原因是缺少一整套完善的社会制度。中国人不是不会消费不想消费，而是不敢消费。我们经常说，你看病需要钱，一家人有一个人生大病可以家破人亡；上学需要钱，叫孩奴；买了房子变房奴。中国人完全是无助的，完全依靠自己自身，只有把钱存在银行才放心。只有确立了一整套社会政策以后，中国的消费社会才会有希望。我在欧洲生活了以后，经常到欧洲人家里面看看，他们英国的家庭一个家有几千英镑就了不起了，就是拼命的消费，因为上学花不了几个钱，房子买好也不贵，还有车，看病不要钱，不消费做什么呢？中国没有社会制度建立的话，绝对不会成为一个消费社会。

　　第三，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之间的平衡。中国的社会是政府主导型的社会，政治空间过大，社会空间过小。这些年提出要创新社会管理，就是调整社会和政府的空间。从历史角度来看，有效的社会管理取决于国家与政府、社会、人民之间平衡。具体来说，社会管理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社会的自我管理，另一种是社会的被管理，任何社会都存在这两种社会管理方式。在中国，大家比较不重视前一种就是社会的自我管理。中国一直是一个家长式的社会，强调秩序，是自上而下的施加的。直到今天，一旦提到社会管理，很多政府官员很自然的理解为自上而下的控制。如果社会要发展成一个自我管理的良好秩序，要对社会有一个更大的空间，有了空间才能发展成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有了社会才能发展成社会的自治组织和自下而上的秩序，很多发达国家就是这样情形。

　　学术界对国家与社会、政府、人民之间的关系一直有很多争论，两者之间的关系可归纳为四种情况：一是“强政府、弱社会”; 二是“强社会、弱政府”; 三是“弱政府、弱社会”; 四是“强政府、强社会”。其中“弱政府、弱社会”的情况为最不理想，“强政府、强社会”的情况最为理想。中国属于哪一种？西方学者说，中国是“强政府、弱社会”。其实我认为，中国是“弱政府、弱社会”。政府什么都要管，但是很多方面管不好，老百姓不断的抱怨政府，这就是弱政府。社会本身又没有空间，没有能力自我管理，这也是弱社会。所以国家跟社会的关系层面上，中国存在很不好的现象，就是没有形成国家与社会、政府跟人民之间的很好的良性的互动循环，政府官员经常把社会看成自己的对立面，动用政府的力量对社会进行管制，在国家不给社会发展空间的情况下，社会很难发展出有效的自我管制能力，更无法产生一个自觉的秩序。社会没有这种能力，只好高度依赖政府对所有社会事务进行管理。社会管理上，中国政府的负担远远大于其他国家的政府，政府什么都要管，并不是政府永远有能力管理社会。日本去年三大灾难一起发生，日本政府并没有像中国政府那么用工，日本的社会秩序非常的好，这是社会秩序的表现。欧洲的一些政府因为财政困难关闭几个月都没有问题，我想中国如果一天没有政府，整个国家都变成打砸抢战场。

　　如何实现“强政府、强社会”的目标？从国际经验来看，这样一个社会必须是三种秩序的共存。

　　最重要的层面是社会的自我管理。没有自我管理能力的社会，就必须依赖于政府的管理，必然造成政府管理任务繁重。将社会可以自我管理的领域开放给社会本身，就要求政府必须放权于社会，给社会逐步参与社会管理的空间。社会的自我管理并不是社会的放任自由，政府首先要对涉及到公共利益的社会领域进行规制。

　　第二个层面是政府和社会的伙伴关系。对于政府必须管理的领域，可以委托社会组织进行管理，从而形成政府和社会的伙伴关系。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可以减少政府管理的成本，通过良性竞争机制提高管理水平。目前政府以各种形式收购社会服务已经成为世界的一大趋势。

　　第三个层面是政府必须管理的社会秩序。这一点表现在司法、法律方面。中国这个方面更奇怪，政府应当管的东西它不管，不应该管的它管得很多。假设，应当管的监狱，中国让社会来管，出现黑监狱的情况。现在广东做的协警我也非常不同意，警察的权力怎么会下放给社会？以后会后患无穷。这些东西很多，我们思路上没有想清楚应该做的、不应该做的，应该给社会做的不给社会、应该自己做的却下放给社会，这是非常不正常的现象。

　　第四个层面是要通过行政体制改革建设小政府，强政府。如何理解行政体制改革跟“小政府、大社会”之间的关系？可以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所经历的两个主要阶段来看。第一个阶段是80年代到本世纪初，第二个阶段从2002年十六大到现在。第一个阶段主要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行政管理体制。自改革开放至今，行政管理体制同时担负了社会管理跟经济管理的责任，市场经济意味着政府逐渐从直接经济活动中解放出来，把经济领域的权力下放给经济的主体即企业。90年代中期政府形成了抓大放小的战略，在这个战略指导下，政府组建大型国有企业集团的同时，对中小企业实行民营化，“放小”真正的促进了政府向企业的分权。经过“放小”的战略，地方政府只保留了少数国有企业，而壮大的战略也促进了中央国有企业的法人化，促进了政治、经济跟社会功能不分的传统国有企业向真正的企业转型的过程。

　　政府向企业分权的成功，促成了有效的行政体制改革。1998年朱镕基主导的行政体制改革，就把中央部委减少到29个。十六大以后，中国开始了新一轮的大规模的行政体制改革。2003年，温家宝新政府建立行政体制目标就是大部制改革。在发达国家，大部制主要是为了建设一个规则性政策，着眼于政府的治理结构，对经济和社会进行规制。在中国，除了这一层意义以外，大部制改革还在于继续促进行政结构的合理化和理性化。政府把功能相关的行政机构整合在一起，减少官僚机构之间的职能重复，削减行政机构的同时，提高行政效率。

　　从过去十年来的行政体制验证的实践和经验表明，中国仍需实行新一步行政体制改革，新一步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分权于社会。如果前面的目标是分权于企业，这一次改革的目标应该是分权于社会。经过前面两次的行政体制改革，政府向企业分权的目标已经基本达成，但是政府向社会分权的目标还没有达致。政府向社会分权的目标不能达致就会造成“大政府、弱政府”，“小社会、弱社会”的局面。

　　大部制就是要建立有效政府，但是由于没有向社会分权，权力还是集中在政府各个部门流转，政府要承担的功能还是一样多，政府部门还是难以瘦身。简单的说，没有向社会分权，政府仍然是无限责任政府。在一些地方出现了很荒唐的情况，大部制以后，一个局出现了几十个副局长，就是这个问题的表现。同时，社会也没有得到真正的权利，没有形成自治的局面。政府什么都管什么都管不好，必然出现政府和社会之间的高度紧张关系。

　　下一步究竟怎么改？我觉得从广东的经验来看，下面的几个方面可以考虑。

　　首先，行政体制改革要考虑党政关系。党和政在中国是两套平衡的系统，经常出现互相扯皮、争夺的情况。我认为，中国的中央、省两级政府可以实行党政分工的制度，市以下可以实行党政合一的制度。例如顺德市现在实行党政联动制。我觉得往这个方向做，越到省以下大家党政两套班子是一模一样的事情，大家互相都争这些行政权力，没有必要搞的那么复杂，党政合一更有效。

　　其次，行政体制改革要缩短行政程序。中国几千年都是中央、省、县三级政府，现在搞的那么复杂，改来改去还是五级政府。改革开放以后，我自己觉得一个重大的失误就是把当时的行署转化成为地级市。中国现在为什么地方政府出现了那么多的问题，我是觉得县政府是中国几千年来的最基层，到蒋介石国民党时代还是一个基层政府。现在为什么县级政府出现那么多事情？就是因为县政府被边缘化了。几千年的历史当中县太爷都是要科举考试皇帝亲自任命，皇帝经常见县太爷，现在我们的县太爷要见到总书记是非常难的事情，包括老毛的时候他经常组织县委书记听取意见。现在就是说中间层次太多，像佛山这一级市政府可以取消掉，或是回归行署。实际上中国传统中央、省、县三级政府实行了几千年，日本还是按照中国古代的建制，西方也是一样。中国很多问题一个是出在地级市，还有是下面的乡。乡可以成为县政府的派出机构这是没有问题的，浙江、广东可以试点取消是没有问题的，作为一个派出机构就可以了。下一步就是怎么样接下来把行署重新建立起来，取消地级市。

　　最后，通过社会改革建立大社会跟强社会，实现政府向社会分权。建设大社会有三方面重要的意义，一是培育新的社会组织，第二是改革现有社会组织，第三是要实现社会对政府事务的参与。

　　广东率先全面突破双重管理制度的束缚，为全国提供了成功的经验。第一，推行政策，积极培植新的社会组织。更重要的我们不要忘记怎么改革现在的社会组织？现有的中国社会组织是很强大的，主要包括共青团、妇联、工会这些很庞大的社会组织？这些组织在建国时期支持了政府动员社会力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计划经济时代逐渐变成了党委、政府的附属组织，失去了社会关联作用，并不是代表妇女、青年、工人的利益，都是代表党和国家的利益，名不副实都需要改革。需要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是社会，一条腿是组织。这次汪洋书记对新加坡考察，我们专门安排了他对新加坡工会的考察。新加坡工会也是一党独大，但是怎么平衡政府和资本家之间的利益，这有非常有效的机制。新加坡部长向汪洋书记介绍新加坡工会建立以后40多年从来没有发生罢工，汪洋书记说我们天天都在罢工，要学学人家是怎样做到中坚作用的。第二，实现社会参与，社会对于政治的参与十分重要，社会管理要改变自上而下的思路，要强化社会对于政治的参与。财政维稳是走不通的，它已经导致很多问题，基于暴力之上的社会管理不可持续，会让政府和人民陷入恶性互动，最后造成“弱政府、弱社会”的局面。中国并不是一定要走上这样一条道路，其他更有效更符合人性的道路也是存在的。像江泽民、朱镕基时代，“三个代表”里面让民营企业进入政治决策过程也是很好的。以后社会组织，我觉得可以多建立一些各个领域的社会组织，社会组织应当积极参与到政治进程里面，政协、人大都可以参与进来。这几年弄几个农民工的代表，我认为还是装装样子，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政府自己要走出去。中国现在的政治就是城堡现象，党政官员把自己放在城堡里面享受很多的特权，老百姓最后一天要围城的，所以要打开城堡走下去。顺德他们做的“两代表一委员”，就是党代表工作室非常好，当然也要配合国家整体改革。前几年深圳想做人大代表工作室很好，但是全国人大说人大代表不能代表自己，要集体的代表人民利益，我就想不通，3000多个代表怎么集体代表人民利益？广东做的“两代表一委员”非常好。只是怎么样制度化非常重要。在这方面可借鉴新加坡的成功经验，新加坡普通党员每天会见职工，部长、议员每个星期都要会见选民。因此，需要打造良好的亲民形象和切实的解决实际社会问题。中国8000多万党员，党员做什么？我去调查他们很寒心的，不知道做什么。我觉得这8000多万党员每天见职工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大量的资源浪费没有用起来，现在没有机会给党员做好事，他肯定做坏事，因为他是有权力的，这是人性决定的。

　　法制与社会正义对于社会建设同样起到重要作用。司法相对独立性对于社会建设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任何社会司法是保障社会正义最重要也是最后一道防线。说得简单一些，司法就是关乎人民的财产和生命，一旦司法失守，社会公平和正义就荡然无存。司法也是日常社会生活不同角色之间的缓冲地带，社会个体成员之间，社会群体之间，雇主跟被雇佣者之间，政府与人民之间，国家跟社会之间，政府与经济之间等等，都需要司法中间地带。一旦社会角色产生矛盾或是冲突，双方不能自行解决的时候，司法可以作为第三者进行重要的保障。这个中间地带一旦失去，矛盾无法直接沟通和解决，就很容易的演变为对抗关系甚至暴力关系。

　　司法是一个社会信任的基本制度，在这个地带可以对社会矛盾进行协商、谈判，并且得到第三者就是司法的保障。所以对于执政者来说，司法是社会政治秩序的根本，法就是秩序，这是中国传统法家学术的核心。对任何统治者来说，司法信任是社会最基本面，也是最后一根稻草。道理很简单，一旦社会失去对司法的信任，怀疑司法，必然导致暴力横行。任何一个法治社会都会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不惜成本的保证司法的公正和司法的尊严。我们也观察到，法治社会统治者本身受到批评甚至攻击是小事，帮助统治者统治国家的司法，这是不可遭到批评和攻击的。假设，藐视法庭是一项非常严重的罪名。在新加坡，你可以骂李光耀，但是不可以骂法庭骂法官，藐视法庭都要坐牢的，藐视领导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很荒唐的是，司法在中国往往成为最便宜的东西，似乎可有可无，无论是党政干部还是老百姓都可以藐视司法。法的特性是一致性和普遍性，所谓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一致性，政治就是多样性、特殊性。如果有钱的人可以通过钱，有权的人通过权把司法政治化，无权无势的人也可通过花样繁多的形式比如说集会、游行、抗议、暴力、自杀求助问题的解决，这是中国社会的现实。上次我去深圳演讲，他们告诉我，刚刚在政府前面就有一对夫妇拿汽油想自杀。这种情况非常麻烦了。司法不公正必然产生对司法的不信任，中国社会对司法社会的待遇已经到了什么样的程度？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因为多年来的司法腐败，中国政府一些地方已经变成了无政府状态的边缘了，在很多地方无政府状态已经形成了，如何跳出地方政府依靠维稳和暴力维持社会秩序的恶性循环？我认为，从国际经验来看只有司法相对独立这个办法。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也是最有效的武器，任何统治阶级都不会放弃法律，但这并不是说司法的相对独立是不可能的，统治阶级可以通过控制立法，对于现行法律不满意，执政党可以修改宪法，可以修改法律，甚至可以废止法律。执政党也可以根据新情况制定新法律，但是法律一旦到位，政治就要休止，要让专业的法律工作者来执法。实际上，从政治上看，司法独立对统治者跟被统治者都是一种双赢的模式。对老百姓来说，诉诸暴力是没有其他任何选择时候的最差的选择。很简单，诉诸暴力的代价非常高，甚至是生命。如果司法能够保障基本的公正，司法依旧还是老百姓的最佳选择和解决问题的最有效的方式。对于统治者来说，如果没有司法这个重点地带，就要直接面对人民，任何政权不管其暴力机器有多么强大，光靠暴力的统治，最终都会被人民所推倒。所以司法独立，牺牲掉的只是少数人的权势，而赢得的就是整个政权。

　　最后一点要讲的是社会建设领域，我称之为如何建设一个安静的社会文化。随着社会的快速转型，整个中国社会和社会之中的人们越来越显得躁动不安。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在改善，但是幸福指数还比较低。中国的社会建设要改变这些结构性的因素，文化建设非常重要。中国一些地方已经提出了幸福指数的概念，希望通过各种方法提高中国老百姓的幸福感。极端的贫困不会导致老百姓的幸福感，这就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拼命的追求GDP，现在我们逐渐的明白过来，不是说GDP越高人民就越幸福。对整个社会个体来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应该追求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方式。社会的和谐、社会层面的幸福，创造一种安静性文化十分必要。

　　任何一个文明都要一种安静文化的因素，例如基督教、穆斯林都有，中国传统文化也有。如何营造一种安静文化？首先要调整管理的意识形态，要建设安静性文化，要对马克思主义根据中国国情进行改造。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本人的学说仍然是分析社会问题的有效工具，这一方面要坚持，避免政府在政策错误的基础上保护社会。在两个方面需要大的改造马克思主义。一是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法，尽管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分析了市场经济对社会的影响，但是马克思主义所提倡的以消灭资本和市场经济为导向的解决方向已经证明是失败的，平均社会主义不是社会建设的一部分。市场经济仍然是人类社会追求财富的有效手段，马克思主义说的取消市场经济是不对的。中国从“五四”运动以来到“文革”达到顶峰主要就是阶级斗争，这个经验要总结。我们今天要少讲阶级，多谈阶层。阶层是客观现象，阶级是政治的概念。同样，在现阶段，重建大众文化过程中必须放弃阶级斗争的理念。现在有太多的狼文化就是阶级斗争。中国的左右派现在都是狼文化，尽管价值观不同，但是都希望通过阶级斗争的方式建立秩序。阶级斗争是社会遗产，如果对这个遗产没有清醒的认识，仍然会主导社会方式，重庆的“唱红打黑”也是这个阶级斗争的一种方式的体现，超越法制达到某一个目标。消除阶级斗争就要寻找替代文化。经济意义上的阶级不可避免，只要经济发展就有利益多元化的分化，马克思主义强调阶级的概念主要为了革命，可以说阶层是客观存在的，阶层观不一定要转化成阶级观。中国传统的士农工商的文化统治非常成功。主要有两个方面，每一个阶层必须确立自己的行为规范，必须建设和自己职业、身份相适应的行为规范，这些行为规范就是传统文化。士大夫就要好好地为统治阶级服务，不要想着赚钱。商人就好好地想着赚钱。现在教授想着赚钱，政府官员也想着赚钱，不是父父子子，社会就乱套了。

　　社会之间必须是开放的，保持社会阶层的流动性，这是保障社会成员的机会平等。通过社会流动达到社会的等级性和人人平等理念之间的妥协，社会成员在流动中看到希望，也可以通过社会流动实现这个希望，这是中国传统和谐几千年不中断的原因。

　　近代以来的阶级斗争文化近来持续了近一个世纪，但是中国传统的阶层文化更植根于几千年的中国社会。马克思主义某些方面的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了，再这样下去鼓励这种狼文化是非常麻烦的。

　　阶层文化的基础之上，我觉得中国传统的佛教、道教、儒教这些问题发生在周围。如果不建设阶层文化，这些佛教、道教、儒教都变得很腐败。我到青海看看，佛教已经腐败到很难想象的程度了。怎么样提炼一种安静文化的因素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安静文化的因素，中国人会越来越不幸福。中国社会秩序出现了问题是正常的，但是我们必须解决问题。

　　世界历史上，经济改革任何时候都可以实现，而社会改革需要一个机遇期。社会改革需要资本，往往发生在一个国家长时间的经济发展积累了一些资本之后才可以做。中国的经济发展了几十年，刚好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应当充分利用这个时期的一切资源及机遇。这个时期不利用好的话，以后你想建设都建设不起来。一旦中国经济平稳发展经济增长力下降的时候就很难建设了。我们应该多向亚洲四小龙学习。  （作者：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教授  郑永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