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加强学习，促进交流，我部在去年以集体组织外出学习、派员参加专题培训等方式，分别到苏州、中山、云浮、清远等地进行学习，重点学习其他城市在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治理方面的先进经验和做法。现将部分学习心得和其他城市的做法摘要汇编如下，以供参考。
苏州工业园区民众联络所模式
对珠海城市社区建设的启示
（市委社管部 陈海宁 杜娟）
大力推进城市社区建设，是新时期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也是化解城市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突出问题的现实需要。作为典型移民型新城区的苏州工业园区，在城市社区建设中进行了大胆探索，借鉴新加坡公共管理经验，依托邻里中心建设民众联络所，积累了不少城市社区建设的经验，为珠海推进城市社区建设，创新社会治理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一、苏州工业园区民众联络所模式概况
民众联络所的概念源自新加坡。上个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的新加坡处于种族暴乱、政治冲突异常严重的动荡时期，为了克服多种族带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使新加坡能更好地生存与发展，新加坡成立了人民协会。人民协会通过建立民众联络所的方式，为增进不同种族之间的交流提供场所。60年代，新加坡政府建造了大量的廉价住宅“组屋”，并在一定区域内将民众联络所规划进去，规定在每座楼的一层建立民众联络所，通过组织形式多样的活动来促进邻里和睦、社区团结。民众联络所就是在此背景下建立起来并不断发展的。目前，全新加坡共有106个民众联络所（又称民众俱乐部），主要用于议员定期接待选民以及社区举办文娱活动，是新加坡执政党直接与基层人民接触的重要平台。
2011年起，苏州工业园区借鉴新加坡公共管理先进理念，在每个社区“邻里中心”辟出15%的面积用于建设民众联络所，每个民众联络所辐射4-6个社区以及周边企事业单位，与居委会服务用房功能互补，形成“一所多居”的模式。民众联络所按照“统一标准、统一风格、统一功能、统一内容”的原则进行建设，配置“社区工作站、民众俱乐部、乐龄生活馆、少儿阳光吧、卫生服务站、邻里图书馆、邻里文体站”7类功能场所，一站式满足社区各类群体的多元需求，并在社区工作站统一设置了党团服务、计划生育、劳动保障、民政事务、法律援助、民情联系等服务管理窗口，其设备购置、日常运维经费以及人员开支，全部由园区财政承担。民众联络所实行全年无休的工作制度，每天开放时间为上午9点至晚上9点，除卫生服务站由医疗机构专业运作、文体站由邻里中心公司成本经营外，其他各类载体均免费向居民和企事业单位开放。
苏州工业园区的民众联络所除了提供各类政务服务还要充分挖掘、发挥综合管理、服务优势，积极承担联系周边社区、搜集社情民意、培育志愿者队伍、针对社区居民不同群体组织开展各种文体娱乐活动、促进社区与辖区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交流等任务，与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建立工作协调机制，充分发挥吸引居民、组织居民、教育居民、引导居民、服务居民的功能，扩大社区参与，增进社区和谐。目前，民众联络所功能已经拓展到免费为社区、企业党群组织、文体团体提供多功能场所；境外人士交流互动、中西文化交流展示；创业者培训、交流、联谊；志愿者注册、登记、管理、联络；推进企业服务，开展与企业党团工妇等组织的联络和共建等多个方面。
苏州工业园区民众联络所模式的实践，探索出了一条移民型城区建立居民守望互助、相互信任、激活社区生活共同体的新路子。通过建立以社区社会组织为载体的社区自治机制，增强了居民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实现了社区居民的参与和共享。
二、城市社区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城市社区相对于农村社区，是指聚居在城市一定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城市社区是城市的细胞和基础，其主要特点是人口数量多、密度高、生活空间相对狭小，基础设施比较完整；成员之间差异大，居民之间年龄、收入、知识结构、文化结构、娱乐爱好等有明显不同；世界观、价值观有明显差异；组织程度高，组织结构和经济结构复杂，形式多样化，集中了大量企业、社会组织和团体；社区居民生活方式复杂，思想政治文化相对发达；社区成员之间人际关系相对松散，相互之间一般不存在亲缘和血缘关系。由于我国社区建设起步较晚，且受过去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的影响，因此在我市乃至在全国仍普遍存在城市社区建设的“短板”问题：
（一）社区建设管理体制尚不健全
一是社区建设主体比较单一。从目前情况来看，政府仍然是社区建设的主体，在管理社区各项事务中，其以自身强制力为基础，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管理社区，忽视了社区的群体性和社区成员参与的积极性，加上社区管理活动的封闭性以及参与机制的不健全，其他非政府组织、社会团体以及社区居民等参与社区建设就变得有心无力。二是政府与社区自治组织定位不清。由于受政社不分传统体制的影响，长期以来，政府和社会组织的职能不明确，社区建设中政府干预过多，导致社区管理体制创新动力不足，社会组织发育缓慢，本应作为群众自治组织的居委会实际上变成了政府在最基层的机构。一方面，居委会要承接很多本应由政府完成的事务性工作；另一方面，本应由居委会完成的工作却变成了由政府承担。
（二）社区管理手段行政化色彩浓厚
在社区建设中，政府应该主要在社会服务、社会福利、社会保障以及社区文化、社区自治、社区民主、社区环境和社区安全等方面承担行政管理职能，但由于现实中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往往导致社区自治组织的行政化色彩浓厚。比如社区居委会选举、居委会的工作方式、工作职能、工作内容等均不同程度的存在行政化倾向。上级街道习惯直接指挥居委会开展各项工作，居委会也习惯将自己当成“政府雇佣工”。如此一来，社区自治组织工作负担愈加沉重，社区自治事务无法顾及，自治主体作用难以发挥，社区自治组织的社区意识在很大程度上被抑制，自主处理社区事务的权力也受到了极大削弱。
（三）社区服务主体单一
健全的社区服务体系，其主体应该是多元化的，不仅要有承担社会服务职能的基层行政组织，还要有社区志愿者组织、社区中介组织及其他民间组织等非政府组织。但从目前来看，我国社区服务主体单一，不能满足社区居民的多样化需求。虽然非政府组织能够提供既能满足特殊群体需求又能满足一般群体要求的社区服务，但由于其缺乏独立性，资金、资源有限，整体实力不强，在参与社区服务时势单力薄，因此不能有效发挥服务主体的作用。
（四）社区工作人员素质和水平参差不齐
就目前而言，我国社区工作队伍整体素质依然偏低，社区工作人员素质和水平仍然存在参差不齐现象。一些社区工作者年龄较大、学历较低、未受过专业培训，没有扎实的社会知识和过硬的专业管理知识，专业化服务水平偏低，工作效率不高，习惯将行政方法沿用到实际工作中去。另一些通过社会公开招聘的社区工作者，虽然年纪轻、学历高，有一定的管理水平，但基本没有受过专业的社会工作学习和培训，业务知识和专业化水平不够，距离社区建设的要求还存在一定差距。
（五）社区建设资源短缺
社区建设离不开人、财、物等资源的有效配置，然而现实中社区工作人员为了疲于应付大部分的行政性事务，往往出现“一个顶两个甚至顶几个”的现象；有的行政部门要求社区开展相关工作，建立各类台账，不仅未能给社区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甚至“只派活不给钱”，一些社区工作者甚至抱怨一些部门“连统计表也要社区自己复印”，使本就没有经济来源的社区雪上加霜。长此以往，社区建设工作只能陷入“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的尴尬境地。
（六）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积极性不高
社区居民是社区建设的主体，社区的发展离不开居民的参与。然而从目前情况来看，社区居民普遍存在参与社区建设积极性不高、社区意识不强、社区认同感薄弱的问题。一是社区文化建设力度不够导致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积极性不高。现实中由于不少社区居民对社区文化认识不全面，自主意识欠缺，社区文化活动的参与主体大都变成了中老年人和部分无业、退休人员，造成了社区文化参与主体的单一性，使得社区文化发展不平衡，从而制约了社区建设。二是社区居民归属感薄弱及对社区情感缺失导致参与社区建设意识不强。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越来越趋功利化，利益成为人们追逐的核心，加上城市化快速发展使得大量外来务工人员涌入城市社区，不仅大大降低了社区居民对社区的亲和度，也使得社区居民之间的陌生感迅速上升，人与人之间的隔阂由此加剧，“各家自扫门前雪”成为常态。三是社区居民对社区服务满意度偏低导致不愿参与社区建设。由于我国社区服务起步晚，需求量大，不少老城区的社区服务基础设施配置仍不到位，服务机制与方式缺乏创新，而新建城区由于没有对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进行明确规划，因此使社区服务体系建设从根本上受到制约。
三、对珠海城市社区建设的几点启示
近年来，珠海在城市社区建设方面积极探索和实践，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机制与模式，建立健全社区行政事务准入制度，为社区“瘦身减负”，有效改善了社区行政事务管理现状，推动了基层自治组织良性运行。下一步，珠海一些有条件的地区，如横琴新区、经济功能区等，可考虑借鉴苏州民众联络所模式，为社区公民参与社区建设提供空间和平台，进一步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推动珠海城市社区建设上新台阶。
启示一：先期规划是建立民众联络所的前提。民众联络所需要场地的合理安排，因此先期规划尤为重要。苏州工业园区在开发初期，会根据2-3万人的服务规模和10-15分钟的步行距离，预留“邻里中心”建设用地，并在“邻里中心”辟出15%的面积专门用于建设民众联络所。先期规划可以有效避免民众联络所场地受限的问题，也可以避免在改造中存在的政府有钱无地的问题。我市横琴新区作为一个刚刚开启自贸时代的新区，各方面都具备学习借鉴新加坡民众联络所模式开展社区建设的条件，可考虑先从试点区域开始，做好先期规划，待时机成熟逐步推开建设。
启示二：政府投资是建造民众联络所的基础。从苏州工业园区的经验来看，政府投资是确保政府在社区服务体系建设中具有主动权的关键，不仅能确保场地的面积用于公益服务，还能使商业服务、公共服务、志愿服务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到经济效益与公共效益的均衡，避免出现服务设施分散、服务项目零碎、服务功能不全的问题。珠海横琴新区及各经济功能区，经济基础雄厚，具有一定投资优势，一些条件成熟的地区甚至可考虑一步到位，直接建设集商业服务、公共服务和志愿服务为一体的“邻里中心”。
启示三：制度完善是建成民众联络所的保障。一是要积极推进民众联络所的制度化建设，建章立制，明确职能，科学合理设置相应区域和场所，确保民众联络所规划科学、建设规范、使用有效；二是要健全民众联络所的管理机制，民众联络所应围绕着“小政府大社会、小机构大服务”和“精简、统一、效能”的管理机制展开，让其切实承担起社会管理和服务的作用；三是要完善民众联络所内部工作制度，可借鉴苏州民众联络所工作经验，实行全年无休制，免费开放各类场所，并融入社情民意的搜集等。
启示四：公众参与是建好民众联络所的核心。民众联络所应向社会群体与社会组织开放，提供多样的公共服务和社区服务，构建居民参与的有效机制。通过简化社区居民参与的相关程序，赋予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建设更多的权利，明确参与的内容、程序、方式以及条件等，避免参与的随意性和盲目性，确保社区居民能广泛参与到社区建设中来。具体来说，一是要完善参与机制，明确公众参与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参与的内容、方式和方法，参与条件和奖励措施等；二是要以民众联络所为平台，积极培育各种社区民间组织，加大对这些组织的资金扶持，充分发挥它们的独立性和自治性，让其独立地开展各类活动和承担相应社区事务、公益工作等；三是要创新内在动力机制，进一步增强社区居民的社区意识和归属感，从而有效发挥公众参与社区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启示五：队伍管理是建设民众联络所的关键。要切实有效发挥民众联络所在社区建设中的积极作用，离不开一支综合素质高、工作积极性强的人才队伍。一是要从体制上提高社区工作者的理论知识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增加职业水平考试环节并开展相应培训；二是要健全和完善社区工作者相关工作制度，为社区工作者“减负”，让其真正能专心于民众联络所的建设工作；三是要大力培育社会工作组织和社区志愿者，促使更多社会力量协助社区工作人员开展社区建设；四是要加大政府对社会工作事业和社会志愿者事业的投入和支持，不断提高社区工作者的薪资待遇，奖优罚懒，留住人才。
中山成立中国社会创新基地
日前，中山市举办“中国社会治理创新”峰会暨中国社会创新（中山）基地开园仪式，来自国内社会治理创新领域的专家，以及杭州、大连等城市的代表等近60名嘉宾出席，共论社会治理创新。
2011年以来，中山市对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开始了先行探索，逐渐形成了党政引导、部门联动、社会协同、全民参与的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中山模式”。“中山模式”的核心，以全民修身、全民创文、全民治安、全民禁毒、全民防“医闹”、全民除“三害”、全民公益、全民绿化、全民创卫和全民治火等十大全民参与的社会治理行动为主线。在这个过程中，党政部门改变“包揽”角色，将重心放在培育社会力量方面，全面畅通全民通过社会组织参与的渠道。
2015年3月，中山市社会工作委员会和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达成协议，双方合作共建中国社会创新（中山）基地，今年被列入全省社会体制改革“省市共建”项目。基地正式开园启用后，将充当全民参与社会治理行动的总部基地的角色，继续以“党政主导+社会运作+多元共治+跨界共赢”模式运营。据了解，该基地将搭建社会治理创新的“五大平台”，包括社会治理创新研发平台、全民公益行动实施平台、枢纽型组织建设指导平台、粤港澳台社会发展交流平台、社会治理成果展示平台。
云浮市云城区协同共治体系建设成效初显
近年来，云城区整合基层社会服务和治理资源，以推进“协同主体多元化、城乡社区治理网格化、为民服务社会化、群众参与自觉化”为主要内容，着力构建“村（居）党支部核心，村（居）委主体，社会协同，群众参与”，共谋共建共管共享的基层协同共治体系，取得了初步成效，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得到了提升。
一是协同主体多元化，推动政府管理与基层自治相结合。云城区坚持把基层党组织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核心，培育社会多元协同主体，推动政府管理与基层自治有机结合、良性互动。在农村社区，建立乡贤反哺家乡平台，以自然村为单元培育发展乡贤理事会，发挥其在“兴办公益、化解矛盾纠纷、发展农村经济”等方面的协同作用；在城市社区，以加快培育小区业主委员会为重点，建立协商议事制度，建立社区党组织、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公司、社会（志愿）组织“五位一体”的社区治理新格局。对社区服务类社会（志愿）组织实行注册登记、备案登记“双轨制”，全区备案登记社区组织占93.04%，基本实现城乡全覆盖。
二是推进城乡社区治理网格化，夯实协同共治基础。云城区以全区城乡社区为大网格，城市社区以居民户数每若干户为单位、农村社区以村民小组或自然村为单位划分为若干网格，将村（社区）的卫生管理、综治维稳、联系群众、代办服务、外来人口管理等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事情纳入网格管理范畴。整合社区干部、村（居）民小组长、社区党员、“两代表一委员”、志愿群众、驻社区单位联络员等服务资源，按照一格多人，一岗多责，一人多能的要求，配置网格人员和力量，开展社会化服务、民情联系走访、信息收集、义务巡逻、调解等工作，为群众提供便捷高效服务，夯实协同共治基础。
三是推进为民服务社会化，激发协同共治活力。云城区积极推进镇村两级便民服务建设，开展免费代办服务。依托市、区两级网上办事大厅和镇（街）政务服务中心，把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计划生育、民政事务、农业和经济等四大类29项事项纳入信息化便民服务范围并延伸到村级便民服务站，按照“信用在先、审核在后”的原则，让在村群众不用出门、在外村民不用返乡就可直接通过服务站或基层便民服务网页提交申办资料，解决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问题。
四是推进群众参与自觉化，培育协同共治精神。云城区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社会治理积极思想，结合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多样的协同载体，推进参与自觉化，培育基层协同共治精神。目前，全区累计注册志愿者已达14000多人，协助解决春耕农种、送医育苗、行路难、饮水难等民生实事。
“三个重心下移”的清远农村综合改革
近年来，清远市在坚持和巩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前提下，着力通过完善村级基层组织建设，转变和创新农业生产经营方式，提高农村组织化水平，实现农业繁荣发展、农民福祉增加、农村和谐稳定。
一是完善扎根群众的村级党组织体系，推动党组织建设重心下移。基于农村一些地方尤其是在村民小组（自然村）一级党员队伍年龄老化、能力不足，基层党组织在群众中威信不高，难以担当带领群众致富奔小康重任的情况，积极创新基层党组织的设置方式和活动方式，推动基层党建根基延伸到最基层，将农村基层党组织设置由“乡镇党委—村党支部”调整为“乡镇党委—党总支—党支部”，在行政村一级建立党总支，在村民小组（自然村）及具备条件的村办企业、农民合作社、专业协会等建立党支部。截至去年底，全市在行政村一级成立了1013个党总支，在村小组（自然村）成立了10058个党支部。
二是完善民事民治的基层自治组织体系，推动村民自治重心下移。清远以英德市西牛镇、连州市九陂镇、佛冈县石角镇为试点，探索村委会规模调整，缩小村民自治单位，将现行的“乡镇—村（行政村）—村民小组”调整为“乡镇—片区—村（原村民小组、自然村）”。也就是，将行政村自治改变为自然村自治，村委会下沉到了自然村、村小组一级。同时，清远把建立和完善村民理事会作为重要抓手，规范理事会职责范围、议事规则和成员产生规则，引导全市各地农村在村民小组（自然村）一级广泛建立村民理事会。村民理事会以村民小组（自然村）所辖地域为范围，以参与农村公共服务、开展互帮互助服务为宗旨，在村级党组织领导下开展活动，作为村委会加强村民自治与服务的重要辅助力量。此外，积极引导各地农村按照土地等集体资产归属，建立健全经济合作社和经济联合社，规范集体经济组织运作。
三是完善便民利民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推动农村公共服务重心下移。清远以山区为主，农村人口居住较为分散，行政村管辖范围较大，在提供农村公共服务、加强社会管理方面往往鞭长莫及。为此，清远以解决群众办事难为切入点，在县域建立健全县、镇、村三级社会综合服务平台，在县、镇建立社会综合服务中心，在行政村一级全面建立社会综合服务站，推动基本公共服务重心下移，实现三级服务平台无缝对接。通过联网办理、下放审批权限、实行代办员制度等措施，开展全程代办服务，由群众跑腿变成干部跑腿，为农民提供８大类108项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切实解决好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问题。
